About this work

概述

《持飞鼠的少年（亨利·佩尔汉姆）》是美籍画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于 1765 年创作的布面油画。画作尺寸为 77.15 乘 63.82 厘米，描绘了科普利的同母异父弟弟亨利·佩尔汉姆坐在一张抛光的桌旁，一只被金链拴住的宠物飞鼠停驻其手。该作品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在科普利的艺术生涯以及更广泛的美术史中均占据关键地位。此画创作于波士顿，是科普利有意为之的尝试，旨在检验其作品能否达到欧洲标准。随后，作品被运往伦敦，参加 1766 年大不列颠艺术家学会的展览，并在此获得重要的评论界关注，助力科普利确立了国际声誉。

主题与寓意

画中人物亨利·佩尔汉姆出生于 1749 年，是科普利寡居的母亲与其第二任丈夫彼得·佩尔汉姆之子。在科普利的指导下，佩尔汉姆成为了一名画家、版画家，并担任其同母异父哥哥的商务经理与助手。飞鼠本身承载着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肖像画中，由女性或儿童手持的链拴松鼠是优雅与教养的传统象征；成功驯化此类生物展示了主人教化自然的能力。因此，松鼠的出现彰显了佩尔汉姆的社会地位与修养。其他图像学细节也强化了这一解读：松鼠正在咬开坚果，这一姿态在殖民地美国艺术中象征着耐心与毅力。画面右下角的帷幔上出现了一张小扑克牌, 方块五，尽管其具体含义仍有待解读。连接松鼠与佩尔汉姆手掌的金链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优越性的主张，而链旁的一杯清水则增添了文雅居家生活的图景。

技法与风格

科普利以布面油画完成此肖像，调色板以饱和的深红、深蓝、暖黄和粉色为主，背景为深褐色。光线从左侧射入，照亮了人物面部、手部及松鼠，同时投下柔和的阴影。笔触平滑细腻，对织物、皮毛和木纹的质感处理尤为考究。艺术家特别精准地描绘了人物身后深褶的红色帷幔、高度抛光的桃花心木桌面以及水杯中的微妙反光。作品对松鼠的刻画尤为用心，特别是对其眼睛和滑翔膜的精细表现。为了迎合英国观众，科普利在调整风格时理想化了人物面部，同时保持了材质细节的精确写实。技术检测显示，艺术家曾仔细调整比例并修改了某些元素，包括桌子和手臂，以达到构图的平衡。

历史与流传

科普利于 1765 年秋初在波士顿完成了这幅画作，意在面向伦敦观众。鉴于跨大西洋运输的风险，他深知当年春天曾在一场海难中损失了粉彩画。为此，他组建了一支专业团队以确保画作安全送达；该作品作为罗杰·黑尔先生的行李的一部分被运往伦敦。黑尔将其交付给伦敦的 R. G. 布鲁斯船长，后者将其送至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工作室。本杰明·韦斯特在展览前曾检视此画，尽管当时作者归属不明，但他根据美国松木画框推断出其美国渊源。科普利随后的一封书信最终确认了作者身份，然而在 1766 年大不列颠艺术家学会的展览中，该作品仍被错误标注为“新英格兰波士顿的威廉·科普利先生所作”。展览结束后，学会选举科普利为会员，并鼓励他前往伦敦深造。此后，该作品进入波士顿美术馆的馆藏并一直留存至今。它也曾在美国国家美术馆展出。

背景

至 1765 年，科普利已确立了自己作为波士顿商业精英阶层首席肖像画家的地位，但他 largely 自学成才，且从未离开过新英格兰。他渴望成为一名欧洲风格的历史画家，并以此作为检验其艺术是否达到英国标准的试金石。这幅画属于更广泛的殖民地美国“民间画师”传统，正如艺术史学家芭芭拉·诺瓦克所描述的那样，这种传统兼具对精确性的“原始”关注，以及对穿透英国宫廷绘画奥秘的“古老”渴望。科普利并非唯一使用松鼠母题的画家：仅在 1765 年，他就创作了另外两幅涉及松鼠的画作，即《西奥多·阿特金森夫人》和《持松鼠的少年（约翰·比·霍姆斯）》，并在 1771 年创作的《丹尼尔·C·弗尔普兰克肖像》中再次加入了松鼠元素。据评论家亨利·西奥多·塔克曼所述，科普利对飞鼠的自然历史了如指掌，并饲养了多只宠物飞鼠。艺术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伊梅耶将“儿童与动物”这一惯例置于自 17 世纪以来的欧洲实践背景中，指出其功能在于描绘主体从事习惯性休闲活动的场景。

遗产

1766 年在伦敦的接受情况对科普利的职业生涯具有决定性意义。约书亚·雷诺兹称赞该作品为“极为惊人的杰作”，同时也指出“素描略显生硬，阴影略显冷峻，细节过于琐碎”。雷诺兹建议科普利在“波士顿那种狭小的工作方式”导致其“风格与品味被腐蚀或固化”之前，应接受正规训练。尽管评价有所保留，但来自雷诺兹以及本杰明·韦斯特等同时代人的整体赞誉, 后者曾惊叹“多么迷人的色彩！足以与提香本人媲美！”, 确认了科普利的国际潜力。后世的历史学家与评论家将该画视为科普利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以及美国艺术史上的里程碑。该作品持续吸引着学术界的关注，包括历史学家詹妮弗·罗杰斯关于少年耳朵、松鼠滑翔膜、手指间距、水杯与帷幔褶皱之间微妙形式呼应的观察。神经学家杰弗里·肖特也曾探讨这些被感知到的对应关系，尽管其是否为有意为之仍存争议。